李克强的阻力
和大多数新任政府首脑一样，中国新任总理李克强也承载着民间诸多期望，以至于上任不久端倪未见，就有不少舆论领袖迫不及待地代替他宣布了新版的“李克强经济学”。在我记忆中，大概只有刚上任的奥巴马就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可堪比拟。对新领导怀有期望，当然是好事。但若把民间的良好愿望一厢情愿地投射到新领导身上，潜意识中混淆了愿望和现实，那么，对领导和群众双方，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了。期望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新任总理经济学博士的学历背景。这固然让他决策时或有知识优势，但也不可夸大。经济学家们自己也常调侃说，所谓成功的经济学家，就是能准确预言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顶级经济学家们也常就最基本现象而争执不下，何况作为一国之行政首脑。一些局部的、临时性的措施，比如前一段收紧临时流动性造成短暂的“钱荒”，其本身效果还没有定论，就更不宜再扩大解读，吹捧成“符合市场经济方向”。其实，这些临时性措施，究竟是总理亲自拍板，还是下属部门解读总理个别言论后的自行决断，不了解高层内部决策内幕的人也不可能说清楚。贸然贴标签，说不定会把马的辔头错误地套到马腿上。
声音最强大的那一批“李克强经济学”拥趸们，则是陶醉于新政府的官方文件和讲话中的一些亮点。比如最近李总理多次提到、本周二又在部分省区经济座谈会上再次强调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点，就被多方引申为“李克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某外资机构总结Likonomics时（不刺激、去杠杆和搞改革），依据的大致就是这三点。不过，如果你研究一下中国历任领导人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几乎都有类似高明的内容。其实，如果把李总理简明扼要的三点换个说法，改成“保持国民经济较快稳定增长，加快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力深化和促进改革”这样的官样套话，忽然之间，好像它又都显得是老生常谈了。
这并不是说：新政缺乏新意，只是一些悦耳口号造成的心理错觉。虽然李克强总理的“三点”貌似在重复前人，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细微差别。在一些内部场合，领导人还会透露更多信息。例如，本周二的座谈会上，李总理就口头表示，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会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起码，这表明了一种更看重经济质量而非数量的态度，而且是量化了的坚决态度。
那么，这足以让我们欢呼一场经济变革的开端、一个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到来吗？不。我还是愿意不识时务地提醒人们：过去历届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必须转型、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都有过类似痛切的认识。但迄今为止的现状，如果借用最近流行的“货币空转”一说，那就是领导人的“决心空转”，没有充分促成现实的改变。
西方国家新领导人推动变革，往往可以从立法开始。但中国立法已经超前于执法，而且在中国的政体下，最根本的那些社会统治规则，并非是在法律中体现的。这些潜规则一般来说是碰不得的。既然不能伤筋动骨，法律法规就只好就事论事地做些调整。而领导人要推动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就必须取得有关行政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的行动配合。
古怪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在西方社会背有专制之恶名，中国行政领导人对各行政部门的统治力，许多时候还不如他们的西方同侪，不像西方新任领导能自主任命内阁成员，撤换主要部长。对于地方政府，中国中央政府名义上有较大权威，但现实中面对各种条条（行政部门垂直分工）块块（行政区划分割）也难以施展。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大佬们的个人影响力，或者说谱系的忠诚度，几乎能把权力割裂成一个个的自治区域。
最高领导人如欲令行禁止，无非是诉诸如下三条法宝：首先，大搞理论教育和道德训诫以统一思想、强化纪律，这可以起码在场面上维持大家最低程度的共识；其次，以纪检、反腐等手段严惩对抗分子，清除那些出轨的异端。但这两条只能保障最低程度的合作，领导人更需恒常有效的手段，才能推动这个庞大权力体系向自己设想的方向运转。
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这第三条，也是最有效的日常操作杠杆，就是钱。换言之，中央政府将不得不反复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用金钱的胡罗卜和大棒来指挥官僚体系这个巨兽。所以，即使其最初的希望是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侧重于民生项目以构建“和谐社会”，他也会很快发现创造和维持“和谐社会”需要大量金钱资源，而这些钱最终又只能通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来设法创造──尽管这个刺激经济增长的过程，又可能会自我悖逆地加剧社会矛盾从而破坏和谐。
因此，问题根本不是市场经济的原理，不是存在或不存在某种经济学，而是如何才能驱动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就像古老的电脑游戏中那个需要不断吞噬金币才能继续前进、否则就会掉入深渊的小人一样。除非从底层开始，彻底修改这个游戏的原始设定，否则“李克强经济学”，不论其施政理念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只怕还是要不断拍打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游戏的按键。
这就是民众代表和领导潜规则！ 楼主明天可以到 中南海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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