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迷雾是如何造成的
甬温线“7·23”事故的处理和善后正在进行，但各种来源不明的信息在网络、短信上仍四处游走，俨然已成一团迷雾：号称技术先进、安全性高的动车，何以发生单轨时期都不常见的追尾事故?正式公布的死亡人数何以同号称满载的被毁车厢中应有人数不符?小伊伊为何在22小时后才获救?生命检测仪何以明明有人存活，却会判断“无生命体征”?谁决定停止搜救?掩埋被毁动车厢体何以如此急不可待?如此等等，各种似是似非，既像相互印证，又像彼此矛盾的信息，搅成一团。“7·23”事故信息迷雾的形成，首先在于事故最初信息来自于网络的微博。搭乘相撞动车的乘客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呼救，随后关于事故细节的各种信息也主要借助网络通道和微博形式，源源不断地传送给焦急等待的公众。而主流媒体包括具有行政背景的权威网站，反应明显迟钝，无法跟上事故后续的发酵，更无法合拍于公众焦虑的节律。这样就形成了有权威的媒体缺乏影响力，而有影响力的媒体缺乏权威，前者指的是主流媒体，后者指的是不具有行政背景的媒体，特别是以微博为主要手段的、“人自为战”的网络和短信使用者。没有影响力的信息无法产生有效的作用，而没有权威的信息也只能增加辨别的难度，公众因此被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7·23”事故的信息迷雾也产生于铁道部应对媒体时的举措失当。平心而论，仅从负有责任的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媒体的时间来看，铁道部这次并不算差，一改过去“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习惯，7月24日也就是事故发生次日，铁道部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可惜的是，面对记者的询问，新闻发言人除了反复采用 “一旦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句法之外，就是执意宣称“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前者毫无内容，不足以呼应社会关切，后者更是毫无来由，徒增公众反感。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加剧了权威信息的真空，公众不得不四处打探，而陷入越来越浓的信息迷雾之中。“7·23”事故信息迷雾的形成根本上在于铁道部“政企不分”，一身二任，作为监管者的铁道部要调查和追究作为被监管者的铁道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让人放心，学者和专家纷纷要求排除铁道部调查“7·23”事故的资格，还要求最高检而不是铁路检察院来调查事故背后可能存在的渎职之罪，就代表了公众对铁道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使得铁道部乃至其他政府部门发布的事故信息始终处于公众的质疑之中，而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再权威的信息也会卷成一团迷雾。“7·23”事故信息迷雾的加重还同铁道部“目中无人”的抢险策略有关。事故发生之后，铁道部对于通车的关心显然超过了对于救人的兴趣，所以才会有车厢内尚未充分搜救，就匆忙宣布“没有生命体征”，要求将被毁的D311516号车厢吊下高架之后，再做清理，幸亏特警队长坚持原地清理，才有小伊伊的幸运获救。随后，事故调查未及完成，又匆忙将被毁车体挖坑掩埋，据说是为了给后续抢修提供便利。如此只顾通车，不顾遇难乘客安危，忙于眼前处置，不考虑后续彻查的做法，造成公众对铁道部真实动机的巨大怀疑，有关方面的种种解释无论是否获得证据的支持，都变得一样的苍白。 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7·23”事故信息迷雾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业已经历的变化。通过市场获得可靠的生活来源，由国家法律维护的个人权利，借助网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而建立的个人间的即时关系和共同行动，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一个极具特色的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这个公民社会不但表现为温州市民第一时间加入救灾，排成长队献血，更表现为国民独立思考、自主表达，通过彼此交流而掌握事实和解读事实，进而承担起对社会生活的公共责任。面对这一全新的“公众”或“公民社会”，政企不分的铁道部与其说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者，毋宁说是一个天然的质疑、诘难和批评的对象。铁道部和其他类似的“妾身不明”的机构，不能再继续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语焉不详的答复、牵强附会的辩白、一相情愿的自夸，来应付场面，否则，不可能建立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建设性的互动和沟通，而只会将自己置于“迷雾制造者”的境地。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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